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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 一手是科学,一手是传统
2016年06月15日  作者:耿挺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寥寥无几,而其它一些研究成果却不断给他带来各种荣誉和奖项;

  他近乎执拗地推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的新科研体制的运行,在不遗余力打破中国科研弊端之时却也引发了不少非议;

  他所经历的科研教育和训练都是西方式的,而有关科学的价值观却推崇忘我的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精神。

  他就是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一位随性漫步在神经奥秘探究中的科学家,一位具有学科发展大局观的领军人物,更是一位背负沉重责任感依然奋勇前行的改革者。

  在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新一轮大潮中,蒲慕明和他的神经所给中国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社会责任重于个人兴趣

  蒲慕明很低调。对于采访、拍摄的要求,他总是能推就推。所以,在传统媒体上,几乎很难看到有关蒲慕明本人的采访稿件。

  然而,在互联网上,蒲慕明多少算得上是一个科学界中的网红。对于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于科研弊端的抨击,有着美国式直言不讳习惯的蒲慕明,总能说出一些让业内津津乐道的言语。

  例如,一份流传在坊间的由蒲慕明写给实验室成员的信,要求“每人每周必须花50小时在实验室”“每人用6小时做实验,2小时阅读文献”“每年最多20天假期”。蒲慕明澄清说,他的确说过“每周工作6天,一共50小时在实验室”,其他内容都是别人加上去的。

  又例如,蒲慕明提出“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的观点,呼吁给基础研究提供小科学的土壤,引发了科学界有关大小科学之间如何平衡的广泛争论。

  再例如,从2002年开始,蒲慕明每年所作的年会报告,经过录音后稍加整理,都会挂在研究所的网站上。“浮夸风在科学界里仍然盛行”“国内的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紧迫感”等一些犀利言辞,在中国的科技教育界不胫而走,也在国际科学同行中广为流传。许多圈内人士已经知道:神经所的年会报告如“品牌”一般的精彩。

  由此可见,蒲慕明只对自己的成就低调。一旦事关中国科技体制机制,他就敢于讲真话。这与蒲慕明一直以来所推崇的“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忘我情怀”密切相关。

  尽管有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背景,蒲慕明却并不认同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他认为,追求个人兴趣和个人成就,以得到诺贝尔奖为最终目标的科研是不完美的。

  “世界上面临的各种问题,正需要很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科学家去解决。”蒲慕明说,“目前西方科学界培育出来的科学家很少能把自己的成就利益放在集体之下。也许将来中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就是培育出一大批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科学家,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去解决世界上面临的各种问题。”

  将西方科学精神与东方儒家哲学融合在一起,对于蒲慕明和神经所来说,既有了改革我国科研体制机制的手段和工具,更平添了一股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底气。

严苛到近乎残酷的改革

  国际同行的学术评估体系、良性的人才流动机制,当2003年蒲慕明在所里实行这两项与西方一类科研机构看齐的改革举措之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和争议。

  在许多学者眼里看来,国际同行学术评估可用“严苛到近乎残酷”来形容。评估由国外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评估组,结合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汇报情况、研究生座谈情况以及专家内部讨论意见,向研究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所长根据国际同行的通讯评审和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实地考评的结果,做出是否续聘、晋升、经费分配以及个人工资调整等决定。

  这对中国科研机构传统体制中的评价体系不啻是一种挑战,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一些研究人员因此而选择了离开神经所。一时间,神经所风声鹤唳。但蒲慕明认为,严格的国际学术评审制度,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的“游戏规则”。

  不管对象是谁,蒲慕明从来都是有话就说,不怕得罪人。他在一篇为《自然》撰写的文章中明确说到:“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神经所成功探索了流动人才的实施方案,完善了有效的退出与流动机制,逐步创造一个竞争向上、充满活力的科研环境。如今,已经有17名专家从神经所走出,大多走上院所的领导岗位或是有了独立的团队。

  此外,神经所从2002年起在国内科研单位中第一个引进了“轮转”制度,真正实现了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采用了“论文指导小组”的制度,定期评估研究工作进展,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进程。

  在蒲慕明改革举措的推动下,神经所蓬勃发展,研究领域已经覆盖了神经科学主要前沿研究领域的四个研究方向,即分子与细胞神经科学、发育神经科学、系统与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系统疾病。

  2014年1月,作为中科院首批启动的卓越创新中心之一,以神经所为依托成立“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新一轮改革吹响号角。

将科学家变成一个团队

  从最初5年的抢时间出成绩,到此后10年以打好基础为主。如今,蒲慕明带领神经所,试图打破个人实验室的壁垒,将科学家们组成一个个团队,共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2015年,蒲慕明选择了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牵手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科院内外20几个单位。“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也扩容为“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通过实质性深度融合,率先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中心,以适应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两个领域的渗透式发展。

  为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度交流,推动中心的融合发展,中心自2015年底已开始实施学术骨干融合工作机制、双导师研究生指导制度、以及多学科交叉授课机制等。作为卓越中心主任,蒲慕明于2016年1月率先执行“蹲点”计划,成功开启卓越中心学科交流工作,既有面向全所科研人员开放的专题学术报告,也有针对不同实验室的深度交流,形式多样、成效显著。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蒲慕明就已经考虑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合作。他的一篇有关神经元输出效率改变后反馈到输入效率变化的论文,灵感源自人工智能的输出端反馈修正输入的计算机程序。这篇论文在《自然》发表时长达10页,是当期最长的文章,但引用次数却是最少的。

  “这篇论文可能是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只不过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都一直未能体会到它的意义。”蒲慕明说,他的研究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方向越做越深,而是随性漫步神经科学之中。

  此次,Gruber基金会看中的是蒲慕明在大脑可塑性、突触可塑性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奖项颁给了他。

  对此,蒲慕明说:“科学评奖应该给团队,而非个人。”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再一次凌驾于个人价值之上。